“绿色”将成为“新全球化”的主题

“绿色”将成为“新全球化”的主题

众所周知，环境保护离不开全球各个国家的参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史，大部分没有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但是，随着气候变暖、环境污染问题的愈发严重，更多的国家感到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场以绿色工业革命和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力的新浪潮正在全球掀起。近日，在世界资源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的“‘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2017全球热点观察”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钱易做出了表述。这场在清华大学校园内举办的活动吸引了数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国外环保人士。

“新全球化”即将开启

什么是“新全球化”，它与“全球化”有何不同？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第一次为1870年至1913年，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第二次是从1950年到1978年，这两次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随着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印度从1991年改革开放，世界上开始了第三次全球化。全球贸易占GDP指数持续增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化，世界经济增长的程度在2008年达到高峰，而后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开始持续下降。中国亦是如此，而且下降的幅度已经超出了世界的比重。我们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全球化使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08年成为全球化逆转的分水岭，此次下降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是不小的伤害，逆全球化的声音在全球变得愈发强烈，但应该看到2008年以前全球化给各个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我认为，逆全球化或者是反全球化意味着双输多输、是短视的、得不偿失的。

但是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新的全球化，让全球化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即“新全球化”。为此，世界将迎来一场数字革命，许多国家将获得数字红利，包括增长红利、创造就业红利以及获得公共服务红利，这将成为全球化新的动力。在这次“新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将出现大转移和资源重新分配，会出现北方和南方国家之间的利益互补。南方国家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这场全球化新的主导力量。

对此，我国要抓住和创造机会，提供更大的平台。这涉及到以平等、开放为导向；以合作、共享为目的“中国方案”。在此基础上共同推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其目标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清洁美丽世界。

何建坤（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在“新全球化”治理的制度下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保证大部分国家受益，不能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是简单地提供劳动力或者资源，要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得到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使他们走上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反之逆全球化的声音会越来越高。

另外，“新全球化”要走一条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要以保护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这正是我国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全球化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足迹的扩大。“新全球化”下生态足迹是否会缩小？

胡鞍钢：“新全球化”的梦想是建设绿色的地球。在全球化经济时代，各国单纯地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而“新全球化”是把绿色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要求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要从不平衡到平衡，从不包容到包容，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倡导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逐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或者以更加高效的科技手段来提高化石能源的能效并减少排放；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倡导绿色出行；在全球贸易方面倡导绿色贸易、绿色金融。届时，生态足迹的扩大只是绿色生态足迹的扩大，不会是污染足迹的扩大。

绿色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美国在气候领域消极的政策是否会对“新全球化”及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此，其他国家将如何应对？

Manish Bapna（世界资源研究所执行副主席）：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很多观点不支持新能源的发展，而且要给予煤炭和传统油气行业支持。削减能源部和环保署的预算，意味着减少了对新能源和环保技术研发的预算。如此一来会使美国在新能源和环保领域的竞争优势慢慢下降，这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产生一定影响。

John Litwack（世界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据了解，现在美国针对环保方面的政策还在进行一些政治运动。他的这种做法能坚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在他刺激传统经济措施下，美国可能会迎来更加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资本流入，但是中长期而言会降低在该领域的竞争力，从而导致资本和技术流向像中国这样重视环保产业的国家。

何建坤：我认为，特朗普在绿色发展和新能源上的态度不会对全球绿色发展的进程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会削弱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科技发达程度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取决于美国一直把科技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但随着传统化石能源的枯竭，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些科研成果会被应用到各个领域。此次以信息化和环保新能源产业为主的大发展不亚于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我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无疑在打压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性，令美国的科学技术止步不前。长此下去美国战略优势地位将会不保。

另外，未来先进能源技术的创新在各国竞争中会是一个热点。各国政府会大力支持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发展，并把它作为高新科学技术予以扶植。美国放松对环保方面的要求以及研发方面的支持恰恰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比如，近几年中国、印度在新能源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不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新增容量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未来新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将会以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核心。

“新全球化”拒绝污染全球化

由于每个国家的环境标准不同，这是否会造成环境不友好企业的流动化？

秦昌波（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战略部副主任）：“新全球化”让全球大多数国家分享发展的成果，还要分享到环境治理的成果。在过去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分化在加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受制于资金和技术，无法向高新技术和绿色经济方面转型，往往只能以降低环保标准来吸引投资从而获取经济增长。而企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收入，在投资中往往会选择环境标准较低的区域去投资建设。由此一来，产业的转移就会带来污染方面的转移。所以，在新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倡导汇集全球的大多数国家在环保领域的合作，统一环保标准。让低环保、高污染的产业无法落地。

新全球化下，环境保护和国际合作会结合的越来越紧密。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如何能够积极地参于全球环境治理？

秦昌波：这就要提到我国所提出的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战略。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绿色化水平。目前，我国的环保部门正在积极引导对外投资企业的绿色化。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把环保产业、技术带出去，提升国外建设项目的环境治理水平。

在“一带一路”绿色化过程中，如果遇到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忽略对环境保护的国家，我们将如何面对？

秦昌波：在合作中，无论是环境治理体系还是合作机制，这些本身就是我们和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方面，如我国和中非、东盟等地区的合作机制。通过这样的合作机制可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环节的引导。在与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合作当中，我们会引导他们提高环保标准。我们要与这些国家开展环境领域的合作，包括对政府官员、专家进行培训等，以此来提高他们在环境管理方面的水平。

当前的环境治理是通过企业大面积停工来实现减排，换来环境改善的同时，很多地方的经济面临衰退现象。我们该如何做到既改善环境又保持经济增长？

秦昌波：这个问题涉及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如何协调统一。其实，我们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企业。产业创新是实现推动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工业园区实现生态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可以既保护产业发展，又可以做好环境保护的。

靠企业临时性停工，是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环境污染程度较大。特别是去年暖冬天气影响下，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较差。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发现重污染天气，我们就采取应急措施来减少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这是短期治标和长期治本的关系。

今年我国即将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国在进一步推动国内绿色发展势头的同时正在引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合作，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正在中国身上慢慢呈现。

科技的发展拉近了人类的距离，但也带来了不利影响。气候变化、环境治理是人类共同的话题，不能仅靠一个国家，而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让我们携手努力，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做出贡献！